《娃》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獲得諾獎后，其人其書更是家喻戶曉。之前看過介紹和別人的書評，知道大體內容是講述計劃生育的發(fā)展史，作者以第一人稱敘事，主人公是“我”的姑姑。心態(tài)很浮躁，看理論性的書籍也看不進去，于是乎讀讀小說吧。
用了一天零一上午，看完了《蛙》。看了前面的一篇書評，是莫言的一個好友寫的，自然頗多溢美之詞。我沒有很深入地思考，初步的感覺就是這部小說在莫言的作品中顯得很另類，《蛙》的風格與之前的作品風格迥異。莫言以前的作品多選取歷史化的敘事，從《紅高粱》到《豐乳肥臀》，故事框架置于時代歷史的潮流之中。此次的《蛙》更像是直刺現(xiàn)實，一直寫到當下，風格似乎突變。
與風格突變相結合的是敘事的形式。莫言絕對是一個創(chuàng)作天才，他能展示給你任何意想不到的藝術形式，極力拓展你閱讀小說的想象空間�！锻堋肥且徊啃≌f，但從形式上來說，又不僅僅是一部小說，這部作品融合書信、小說、話劇等各種藝術形式，在形式上做足了文章。書信體的使用，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感。形式上，這部小說是作者把故事講給杉谷義人先生，是兩個人的對話，但這是一部小說，讀者絕非杉谷義人一個人，而是眾多讀者閱讀莫言跟杉谷義人的對話，其實只有莫言的單向講述。杉谷義人也許是作者虛構的一個故事中人，即便他是真的存在，也不影響莫言的單向敘述。這樣所有的讀者被置于閱讀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信件的過程，這個書信體一下就把讀者拉入現(xiàn)實之中。
小說最后的話劇承載著故事的結尾，也是莫言給杉谷義人承諾的最終展現(xiàn)。一方面完成了書信中的交代，即莫言跟杉谷義人一直承諾的劇作；另一方面，這幾幕話劇也完成了整個故事的敘述，將同一時空內的人與故事統(tǒng)一到小說中來，完成了書信中未及出現(xiàn)的場面。這樣，話劇既是書信的附著產(chǎn)物，又是與之并列的藝術形式，話劇嵌套在書信體中，又獨立于書信體，并與書信一起完成了整篇故事。書信體的小說敘事方式斷非莫言所創(chuàng)，但是這種多體式嵌套式敘事模式，莫言應該是最先使用者。姑且不論這種敘事模式的優(yōu)劣，至少莫言為我們展示了一種小說敘事的新的可能性。
除了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莫言在題材內容的選擇上也與過去有所不同，也可以看做他風格轉向的信號。首先是直刺社會現(xiàn)實。莫言把題材選取視角伸向了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這個題材本身就很富有話題性，可供選取的話題很多。這樣的題材選取，使這部小說注定在出產(chǎn)之前就會備受關注，所以有人批評莫言也走向了商業(yè)化的寫作道路。在此先不論《蛙》是否商業(yè)化寫作，首先商業(yè)化寫作這一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定的，沒有確切的所指。尤其是在如今這樣一個文學高產(chǎn)的時代，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純文學等界限不清，很難說一部作品是不是商業(yè)化寫作。再進一步說，判斷一部作品的價值優(yōu)劣，不應以是否是商業(yè)化寫作為依據(jù)。商業(yè)化寫作這一概念本身即有自身的褒貶傾向，這是一個帶有價值判斷的概念。我認為商業(yè)化寫作這一概念不應該出現(xiàn)在文學批評術語之中，即使出現(xiàn)，也不能作為判斷一部作品優(yōu)劣的價值標準。
《蛙》這部作品是暗含了作者的批判傾向的，這種傾向深深地隱藏在作品之中。作者用第一人稱敘事，而且“我”在故事中承擔了很大的分量，這就很難以第三人稱視角的客觀性來批判“我”所看到的社會的不合理性，這可能是作者故意設置的隱性敘事，將批判暗含于整體的敘事，很難從單一的事件與個人視角讀出。再就是姑姑的主體性位置，作為“我”的姑姑，姑姑在故事中是絕對的核心，她既是敘事的中心，整個故事敘事要圍繞她進行；又是作者創(chuàng)造的藝術世界的核心，整個高密東北鄉(xiāng)的計劃生育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她掌控著這個有限世界的生生死死。
作者對現(xiàn)實的批判通過姑姑表現(xiàn)出來——不是通過對姑姑的否定，而是通過姑姑的自我懺悔。姑姑是計劃生育的執(zhí)行者，實際上就是國家權力的象征。在高密東北鄉(xiāng)這片土地上，在涉及到人的生育的權利時，作為計劃生育政策和國家權力的執(zhí)行者，姑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她掌控著這片土地上的生生死死。姑姑就是人格化了的國家意志，當個人生育意識與國家意志發(fā)生沖突時，只能是個人悲劇的上演，因為個人無法與強大的國家權力對抗，姑姑正因為自覺代表國家，所以在執(zhí)行時有種自我崇高化，覺得一切都是理直氣壯，毫無人情可言。于是，一個個孕婦死于姑姑的威逼，最大的悲劇自然是“我”的妻子。“我”的姑姑逼死“我”的妻子，“我”們之間都是親屬，“我”們之間有血緣關系，“我”與姑姑都是姓萬，然而沒有親情可言，死亡就在這血緣、親情、同祖同宗的親密關系中血淋淋地展現(xiàn)，橫亙在其間的是法律，是國家政策，是國家權力。這是血與火的纏綿，最終血被大火烘干，連一絲腥味都不會留下，只有殘忍的回憶。
“我”的妻子死去了，但姑姑依然故我地堅持她的強硬政策。就這樣，她一直堅持著，直到她年老退休，她才停止了扼殺。在她的晚年，她終于開始懺悔，懺悔一個個未及出生的小生命被她扼殺在母腹，甚至連同母體一起死去，姑姑手上沾滿了父老鄉(xiāng)親的鮮血。姑姑自然是作者的一個藝術符號，姑姑的懺悔，代表著作者心中的一種價值判斷，是對殘忍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滿，還是對工作人員殘忍的工作方式不滿？總之，姑姑是國家權力的化身，姑姑的懺悔，是作者隱含的自我認識的一種表露。如此明顯的直刺現(xiàn)實的精神，這在莫言之前的所有作品里是沒有的。
我們是否可以說：莫言的《蛙》標志著他創(chuàng)作風格的轉變？對此，我不得而知。莫言還會有新的創(chuàng)作問世，我只是一如既往地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北京小紅門鄉(xiāng)龍爪樹村村官 陳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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