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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詩是詩人借春雨的擬人化形象，對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兒童充滿“愛心”的傾訴，是詩人心靈唱出的一曲動人心弦的愛之歌。

　　全詩分為九節(jié)。其中五次以“雨說”為提示語，是“雨”的訴說的內(nèi)容變化和情感遞進的線索。

　　第一節(jié)，雨來探訪四月的大地。詩以“（雨說：四月已在大地上等待久了……）”開始，請注意這一句是放在括號里的，它仿佛是幕布開啟時的畫外音，預(yù)示了雨的“出場”，又使人感到某種久久的期待和強烈的愿望。詩人描繪了春雨到來之前，“田圃跟牧場”“魚塘和小溪”都“等待久了”；大地失去生機，田圃里的種子、牧場里的牛羊、魚塘里的游魚以及會唱歌的小溪都沒有了活力。然而，度過嚴寒的冬天，經(jīng)過料峭的春寒，蟄伏已久的四月就該顯現(xiàn)它的身影，迎接大地春暖花開的時節(jié)。就在此時，“雨說，我來了，我來探訪四月的大地”。“好雨知時節(jié)，當(dāng)春乃發(fā)生”──這“雨”，儼然是一位春天的使者。

　　第二節(jié)，雨輕輕地來了，滿懷著愛心。雨“走得很輕”，并且“溫聲細語”。“像絲縷那樣把天地織在一起”，展示了雨對所有兒童的博大的愛心。“我呼喚每一個孩子的乳名又甜又準”，表現(xiàn)了雨對每一個孩子的熟悉和親昵。“我來了，雷電不喧嚷，風(fēng)也不擁擠”，雨是靜靜地來的，它關(guān)愛孩子們而生怕驚擾他們。

　　第三節(jié)，雨希望孩子們不要拒絕它的到來。打開油傘、關(guān)起門窗、放下簾子、披蓑衣、戴斗笠，都是人們“拒絕”雨的行為。這里連用三個“別”，是請孩子們千萬不要拒絕它。

　　第四節(jié)，雨告訴孩子們，它是來親近他們的。雨發(fā)出兩句“為什么不……”的親切反問，請孩子們與它親近，并隨它同行。

　　第五節(jié)，雨請孩子們跟著它去迎接春天。田圃里的泥土“將潤如油膏”，池塘里魚兒跳躍，溪水丁冬像在“練習(xí)新編的洗衣謠”，這一切與第一節(jié)中提到的情景完全兩樣，大地因春雨降臨而煥發(fā)勃勃生機。

　　第六節(jié)，雨告訴孩子們它是笑著長大的。它來自很遙遠的地方，從小生活在山峰聳立、白云滿天的童話般的仙境中，無憂無慮地玩耍，快樂地成長。

　　第七節(jié)和第八節(jié)，雨要教孩子們勇敢地笑。給孩子們帶來歡笑，讓他們快樂地成長，這是雨的使命。柳條兒彎了腰，石獅子流了淚，小燕子在雨絲中“斜”著翅膀飛翔，旗子發(fā)出“嘩啦啦”的聲音，這都是因為雨給他們帶來了歡笑。末尾兩行詩意味深長：只有孩子們歡笑起來，才真正意味著春天的來臨，才真正看得到大地的希望。

　　第九節(jié)，雨交代它最終的歸宿。“我來了就不再回去”，當(dāng)把歡笑帶給孩子們以后，“我就快樂地安息”。雨最終犧牲自己，將生命變成孩子們嘴里的“那份甜”，并在“那份甜”中融入對孩子們的“祝福的心意”。

　　這首詩運用擬人手法，讓“雨”對孩子們深情地傾訴，令人真切地感到“雨”的摯愛之心，展現(xiàn)了一位春天使者的形象，一位鼓勵孩子們自由歡笑、勇敢生活的愛的天使的形象。詩中的“雨”的形象以及種種的情景都具有象征性。這首詩寫于20世紀70年代末，當(dāng)時正值我國結(jié)束“文革”災(zāi)難不久而開始新的歷史時期，詩人身在海外而關(guān)注中國大陸。經(jīng)歷十年浩劫后的中國，一切都開始顯露生機，正如春雨降臨大地，萬物復(fù)蘇，而“要教你們勇敢地笑”特意加之以“勇敢地”的狀語，并對“笑”作擬人化的描寫渲染，尤其富有意味。詩中的“雨說”，其實也就是詩人在說。這首愛之歌，是詩人對“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兒童”的祝福，也是他對中國美好未來的祝愿。

　　·問題研究

　　1．這首詩采用了擬人手法，這樣寫好在哪里？

　　這首詩采用了擬人手法，讓“雨”對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兒童喃喃細語，使人感受到“雨”這位愛的使者親切溫柔的形象。“雨”在詩人筆下，被賦予生命的靈性，成為一種十分美好、神奇、有情有意的存在。不僅如此，對詩中的其他事物都作了擬人化的生動描寫，如“繞著池塘跟跳躍的魚兒說聲好，去聽聽溪水練習(xí)新編的洗衣謠”，“柳條兒見了我笑彎了腰啊，石獅子見了我笑出了淚啊，小燕子見了我笑斜了翅膀啊……那旗子見了我笑得嘩啦啦地響”等等，俯拾皆是。這首詩是獻給兒童的。全詩出色的擬人化表現(xiàn)手法，使這首詩具有親切感人、活潑歡快、充滿情趣的風(fēng)格，它切合兒童的心理，能打動孩子們稚嫩的童心。

　　要特別注意的是，這首詩采用的擬人手法，是文學(xué)作品的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而不是一種修辭手法。二者的區(qū)別是：前者用于整體藝術(shù)形象的塑造，后者僅僅用于語句的修飾。

　　2．這首詩的語言有什么特色？

　　鄭愁予的詩往往透出中國古典詩的修養(yǎng)和一種動人的江南文化氣息，這首詩也是這樣，它的一些用語和詩句，例如“蓑衣”“斗笠”“小燕子見我笑斜了翅膀”，令人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詩“細雨魚兒出，微風(fēng)燕子斜”。詩人還善于針對詩的接受對象，運用一些特別適合少年兒童讀者的口語，例如“為什么不揚起你的臉讓我親一親”“繞著池塘跟跳躍的魚兒說聲好”“你們吃著蘋果擦著嘴”等等，有一種動人的、令人感到無比親切的美。詩人除了成功地運用擬人手法，把“雨”想像成一種善解人意的生命存在，也善于在事物之間進行一種奇特的詩意的轉(zhuǎn)化，例如“你們嘴里的那份甜呀，就是我祝福的心意”，不僅把具體可感的“吃著蘋果”時“嘴里的那份甜”，貼切地變?yōu)?ldquo;我祝福的心意”，而且以這樣的詩句結(jié)尾，暗示了一種詩的祝福的力量。

　　鄭愁予，現(xiàn)代詩人。原名鄭文韜，祖籍河北寧河，1933年生于山東濟南。1949年隨父至臺灣。畢業(yè)于新竹中學(xué)。1956年參與創(chuàng)立現(xiàn)代派詩社。1958年畢業(yè)于臺灣中興大學(xué)。曾在基隆港務(wù)局任職。1968年應(yīng)邀參加愛荷華大學(xué)的“國際寫作計劃”，1970年入愛荷華大學(xué)英文系創(chuàng)作班進修，獲藝術(shù)碩士學(xué)位。重要詩作包括《夢土上》《衣缽》《窗外的女奴》《鄭愁予詩選集》《鄭愁予詩集Ⅰ》《燕人行》《雪的可能》《蒔花剎那》《刺繡的歌謠》《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14種。詩集《鄭愁予詩集Ⅰ》被列為“影響臺灣三十年的三十本書”之一。詩人在80年代曾多次選為臺灣各文類“最受歡迎作家”，名列榜首。曾獲青年文藝獎（1966）、中山文藝獎（1967）、中國時報“新詩推薦獎”（1968）及“國家文藝獎”（1995）。作品已有八種歐、亞文字譯介。詩人思維敏捷，感慨殊深，融合古今體悟，汲取國內(nèi)外經(jīng)驗，創(chuàng)作力充沛。他的詩作以優(yōu)美、瀟灑、富有抒情韻味著稱，意象多變，溫柔華美，自成風(fēng)格。他的成名作《錯誤》（1954）在臺灣首次發(fā)表時，因為該詩的最后一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一時間整個臺灣島都在傳誦“達達的馬蹄”之聲。

　　·欣賞《雨說》，解讀《雨說》（王景山）

　　《雨說》不是作者在說雨，而是雨自己在說，向孩子說。雨成了一個人，有了靈性。

　　《雨說》是一篇雨的絮語，更是一曲春的贊歌。

　　首先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嚴冬的景象。

　　田圃在嚴寒和干旱中，冷凍了，種子被禁錮；

　　牧場在嚴寒和干旱中，枯黃了，牛羊無法放牧；

　　魚塘在嚴寒和干旱中，水越來越淺了，魚兒已不能自由游動；

　　小溪在嚴寒和干旱中，已聽不見潺潺的流水聲。

　　四月，按農(nóng)歷算，應(yīng)是陽春三月了，而冬寒不去，春溫不來，不見雨的蹤影，真是讓人久等了啊!真是“群情盡望春”啊!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啊!

　　“久旱逢甘雨”，過去曾被稱為人生四大樂事之一。雨，終于來了，是甘霖普降啊!沒有電閃雷鳴，亦非風(fēng)狂雨橫，只是如絲的細雨，微雨，腳步輕輕，細語溫聲，用貫通、彌漫于兩間的愛心，濕潤著大地，親吻著、撫慰著每一個孩子，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過來的孩子。

　　雨，是春的使者，帶來春的信息，開啟了一個新春的季節(jié)。

　　少不更事的孩子們啊!不要驚詫，更不要害怕。不要撐起雨傘抗拒我，不要關(guān)上門窗放下簾子謝絕我，不要忙著披蓑衣、急著戴斗笠防備我。我是到大地上來親近你們的，我是四月的客人帶來春的洗禮。讓我親一親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

　　那是一個新的世界。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田圃還是原來的田圃，但，泥土將潤如油膏了，種子會發(fā)芽；

　　牧場還是原來的牧場，但，草兒將復(fù)蘇了，牛羊又可在這里牧放；

　　魚塘還是原來的魚塘，但，水暖了，水深了，魚兒自由自在了；

　　小溪還是原來的小溪，但，重新歡唱了，還有村婦來洗衣裳。

　　春，是溫?zé)�，是生命，是希望，是不可遏制的活力，是蓬勃向上的精神�?/p>

　　雨說，他來自遙遠的地方。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們拉近了距離，因為他也曾是一樣愛玩的孩子。不過他是幸運的，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著長大的。中國大地上的兒童，也都應(yīng)該笑著長大啊!他們應(yīng)該有笑著長大的權(quán)利。

　　然而他們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寒凝大地的嚴冬里度過的，那是一段沒有笑的日子。

　　現(xiàn)在一切都不同了。雨，接引著春天到來了。是可以笑，而且應(yīng)該笑了，應(yīng)該勇敢地笑了。是不會嗎？是不愿嗎？是不敢嗎？雨要教你們笑。

　　你看，楊柳在雨中笑了，笑彎了腰；石獅子在雨中笑了，笑出了眼淚；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笑斜了翅膀。

　　你聽，旗子在細雨中竟然笑出了聲，嘩嘩啦啦地。這是春天的聲音。你們也要勇敢地笑啊，你們的笑是大地的希望。

　　雨說，他來了，就不再回去，而當(dāng)你們自由地笑了，他就快樂地安息。雨安息了，但他的愛心長存。日后在收獲季節(jié)品嘗成熟的蘋果的甜美時，記住，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

　　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詩啊!

　　作者鄭愁予，的確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詩人。他的名作《錯誤》《水手刀》《如霧起時》等詩，曾傾倒臺灣眾多讀者。他的《錯誤》一詩，特別是其中的“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兩句，在臺灣詩壇和文學(xué)青年中，家喻戶曉，耳熟能詳。

　　鄭愁予的早期詩作深受我國古典文學(xué)傳統(tǒng)詩詞影響，構(gòu)思巧妙，意象鮮明，語言與技巧雖常由舊詞曲轉(zhuǎn)化，卻兼有傳統(tǒng)詞曲的優(yōu)美和現(xiàn)代詩的新穎。20世紀50年代曾加入臺灣“現(xiàn)代派”，并被掌門人紀弦譽為“青年詩人中出類拔萃的一個”。但即使在他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轉(zhuǎn)向西方現(xiàn)代詩的詩風(fēng)時，他仍強調(diào)西方技巧和中國傳統(tǒng)精神的結(jié)合。到70年代，他和臺灣的一些知名的現(xiàn)代派詩人一樣，又在新的基礎(chǔ)和層次上回歸傳統(tǒng)。

　　《雨說》一詩中古典詩詞的融化和影響，明顯可見。在閱讀欣賞的過程中，我們會聯(lián)想起杜甫的“好雨知時節(jié)，當(dāng)春乃發(fā)生；隨風(fēng)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細雨魚兒出，微風(fēng)燕子斜”（《水檻遣興》），王維的“渭城朝雨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韓愈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陸游的“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霽》），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fēng)”（《絕句》）等傳誦古今的名句。

　　傳統(tǒng)對鄭愁予的影響，遠不止此。他曾經(jīng)強調(diào)，在詩里表現(xiàn)的“敦厚”“任俠”這兩種情操，是屬于傳統(tǒng)的。我以為，在他的詩里，“敦厚”就是誠懇，就是樸實，就是寬容，就是厚道，是對生命的悲憫，對人的關(guān)懷；“任俠”就是伸張正義，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對邪惡，同樣是對生命的悲憫，對人的關(guān)懷。這就是鄭愁予詩中的傳統(tǒng)情操。這在《雨說》一詩中特別醒目。他對冬、對春、對雨、對孩子的態(tài)度，處處可證。他執(zhí)著于“敦厚”和“任俠”，說明他終于是一位入世的詩人。

　　因此《雨說》一詩，就不僅僅是一首優(yōu)美的抒情詩，而且還有著值得探討和回味的深層含義在。

　　“詩言志”，是中國詩歌的古老傳統(tǒng)。山水詩在中國古典詩詞里占有很大數(shù)量，但常常是不僅寫景，同時抒情，而且多有別具懷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錯誤》一詩，也非一般的春景、閨怨，而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父親從戎，詩人隨母逃難時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風(fēng)云雨雪，本是自然現(xiàn)象，詩人騷客卻常常借為比喻，發(fā)為象征，或感滄桑之巨變，或嘆人生之無常。傷春、悲秋之作多有，其實春有何傷，秋有何悲，進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霓”，本是人們對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卻借喻為苦難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么，《雨說》里極寫冬之干旱，極寫盼雨之情，豈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嗎？而極寫雨后的春回大地，勃勃生機，欣欣向榮，豈不就是對“及時雨”的贊頌嗎？人們記得，1978年冬，在中國大地上，是有過一次人們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時雨”的。聯(lián)系此詩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特別注明是“為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兒童而歌”，我們是不是可以感到詩中眾多比喻可能具有的關(guān)懷祖國前景、情系祖國命運的象征意義呢？詩中的鄉(xiāng)國之思是隱然可見的，我以為。

　　1966到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新興的國家?guī)�來了深重�?zāi)難。曾是海外“保（衛(wèi)）釣（魚島）”愛國運動積極參加者的鄭愁予，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在詩人筆下沒有直接涉及“文革”的詩作，但他1966年寫了贊頌國父孫中山的《衣缽》一詩，強調(diào)了孫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統(tǒng)一中國的理念，并認為統(tǒng)一是和平的第一義。而詩人自許為“第三代的獻身者”，是“傳接您的衣缽的人”。他后來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陸開始文化大革命。與友人等在‘心戰(zhàn)總隊’閱讀資料，咸表憤慨，適值孫中山先生百年冥誕，乃以‘民主’為寓意，揮淚作長詩《衣缽》”。1972年在愛荷華他還作有《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一詩，詩中重點描繪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楓樹”，其紅色如燃起“連天大火”。詩人擔(dān)心“紅磚夾隙間”的“幾株小草”，面臨“秋盛的大火”，“能過冬否？”詩人在1984年修改和訂正此詩時，寫有“追記”云：“住愛城五年，正值中國大陸上進行著文化大革命，紅光亦照到愛城來，不免有一些向往紅色生涯的附和者，寫這首詩以大楓樹作為警諫。”那么，如詩人所說，《衣缽》源自對“文革”的憤慨，《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對“文革”的憂慮，則《雨說》是否就可說是對“文革”結(jié)束、新時期到來的贊頌?zāi)�？這三首詩簡直可說是鄭愁予的“文革”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鑿附會。

　　鄭愁予曾說：“詩是寫給‘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詩人，當(dāng)完成一首詩，常會在置筆的頃刻有些滿足感，別人難以分享，這便是詩是寫給‘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經(jīng)對外發(fā)布，則必然引起反應(yīng)。如有幸引起讀者的共感，便就是詩也是寫給‘知己’的原因了。”（《詩創(chuàng)作觀》，載《中華新詩選》，臺灣文史出版社）《雨說》一詩寫于十年“文革”的嚴冬方才過去兩年的時候，那時的孩子恐怕難以讀到此詩。不過當(dāng)時的孩子，現(xiàn)在正當(dāng)“而立”之年，如能讀到此詩，肯定會有共感，并和詩人互相引為“知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