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懺悔的人”到“人的懺悔”不在于懺悔范圍的擴大或程度的加深，它們之間存在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皯曰谌说摹比耸冀K停留在具體的和階段的性的層次上的懺悔…… 而“人的懺悔”則是表現(xiàn)為20世紀現(xiàn)代科學成果在人對自身認識范疇的一種折射，表現(xiàn)為人對自身局限的深刻理解和感悟，這種懺悔的對象不是人，它指向個人具體行為背后的某種人類的普遍性。 魯迅筆下的狂人，對于“吃人”這一人類野蠻特征的認知，并不是某一階段而言，從易牙蒸子到徐錫麟被吃，從法西斯屠殺猶太人到“文化大革命”中殘酷的破壞，無不印證魯迅這一現(xiàn)代感覺。
就以“文革”初期的紅衛(wèi)兵運動及其武斗內(nèi)戰(zhàn)為例，作者認為它在社會心理方面釋放了潛藏于人的無意識區(qū)域中的獸性能量，這種獸性能量是每個人都可能具有的，在健全的社會環(huán)境中，它深深蟄伏于人的理性控制之下（偶爾也可能以社會刑事犯罪活動的形式冒出來）。
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會正常秩序被打亂，使諸如瘋狂的破壞欲和陰毒的迫害欲等人類最黑暗的心理與民族生命力處于極其枯萎的時代產(chǎn)生了感應、交合與擊撞，以突然爆發(fā)的形式?jīng)_垮50年代就腐朽了的理性堤岸，如洪水般的咆哮著席卷社會。 人在這種時候感受到一種野獸撲食時的自由感和放縱感，任何犯罪行為都成為了可能。
雖然我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中感悟到這一點，但作為人類普遍局限（也可以作為一種罪行），它顯然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民族所有的，在世界旮旯角落曾發(fā)生過的戰(zhàn)爭、殘殺、迫害運動和恐怖主義，都可以視作人類獸性能量的集中釋放所演化的不同形式。 對“文化大革命”中輪回式的劫難懺悔，可以是對個人的罪責及其報應的悔悟，也可以由此意識到人在歷史狂潮中不可自主的犯罪行為，進而意識到人的悲劇性的局限。這里就有“懺悔的人”和“人的懺悔”的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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